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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幢洋房都有一段历史，都有一段故事……

一、淮海路沿线

    1、宋庆龄故居  淮海中路1843号

    宋庆龄故居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宋庆龄故于1948年底迁到这里居住，故居内陈设保持宋庆龄故生前原样。在这里，宋庆龄故接待了53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外元首和贵宾，是宋庆龄故长期居住和从事国务活动的地方，里面收藏了许多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已被列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杜美花园

    在淮海中路与东湖路转角，即今东湖路７号内有一幢被大块草坪相围的二层洋房，这幢花园洋房由英商瑞康洋行（Ｊｏｓｅｐｈ?Ｒ．Ｍ）老板约瑟夫（Ｒ．Ｍ．Ｊｏｓｅｐｈ）兴建于1925年。约瑟夫是英籍犹太人，当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即被日军拘捕送进了集中营，这幢漂亮的住宅就被日本军官占用。当抗战胜利后，约瑟夫去向不明，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后租借给美国在上海的驻军，由于东湖路旧名杜美路，这里也被上海人叫作“杜美花园”。今为东湖宾馆使用，对外开放。

    3、新康花园

　　新康花园位于淮海中路1273号，与上方花园毗邻，占地面积为1298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9318平方米，建于1934年，由马海洋行设计。这组里弄式公寓住宅，因为房屋质量高，有一些外国华侨也在这里居住，据说当年还曾有英国皇室成员专程前来此地举行婚礼。大画家颜文梁也曾在这里住过。著名艺术家赵丹和袁雪芬等的住宅也在新康花园中。

    4、逸村,淮海中路（霞飞路）1610号。建于1942年。

    1948年8月10日，蒋经国重返上海，时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副专员。他携妻子蒋方良，子女孝文和孝章住进了当时市政府安排的逸村2号的一幢西式花园洋房。
 
    5、淮海中路（霞飞路）1131号

    淮海中路（霞飞路）1131号,建于1926年，德国建筑师事务所倍高洋行(Becker & Baedeker)设计。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

    6、法国总领事馆,意大利式建筑，建于1921年。

    意大利式风格是流行于19世纪下半叶的住宅风格，一般为方形或近似方形的平面，红瓦缓坡顶，出檐较深，檐下有很大的托架（Bracket,也称牛腿）。该建筑最能反映意大利式风格的即是它的缓坡屋顶和屋顶下的托架。建筑朝向花园的一面有半圆形封闭式门廊，落地长窗将室内与室外花园连成一体。门廊上面是二楼的半圆形露台。建筑室内装修考究，完全木装修。

    7、美国总领事馆,淮海中路（霞飞路）1469号。

    8、淮海中路（霞飞路）1634号。何应钦宅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担任重庆 行营主任、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职，他来上海时，就居住在这幢楼里。前面两间是办公室、客厅，后面是卧室，另一侧是餐厅，厨房搭在辆助用房处。现为科技情报所，外貌依旧

    9、新乐路（亨利路）82号，原是旧上海黑社会人物“金牙齿阿三”的住宅。

    房屋的主人与杜月笙有亲戚关系。该建筑的外墙立面与东湖宾馆（原杜月笙的住宅）主楼风格相仿。解放后，华东交通部入驻此宅，1958年，成为上海市交通运输局至今。

 
    10、天平路（姚主教路）40号 文艺医院
    天平路（姚主教路）40号，建筑主体三层。该建筑在解放前为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机要秘书的私人住宅，解放后成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所在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上海视察，文艺界人士表示求医难，周总理当即指示解决。1961年10月，市文管会搬出天平路40号，这里改成文艺医院。

    11、安福路（巨泼来斯路）201号，今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部

    此宅曾为敌伪时期汉奸潘三省宅邸。抗战胜利后，作为敌逆财产没收，遂成为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宅邸。
 

二、华山路沿线

    1、丁香花园

    1900年建于海格路的（现为华山路849号）英国泰兴洋行大班林克劳夫的住宅，此宅后卖给了李鸿章之子李径迈，也有传说此建筑为清朝命官李鸿章为其宠妾丁香的金屋藏娇之所。另一栋代表性建筑为建于1905年的原法国公董局董事住宅，建筑式样为法国文艺复兴式，被誉为小白宫。

    2、蔡元培故居

    1937年10月，蔡元培先生由上海市愚园路寓所迁至海格路（今上海市华山路303弄16号）居住。同年11月2日，他带头与交通、同济、暨南、浙江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竺可桢等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日本对华之侵略，并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我国文教机关之暴行……日军侵占上海后，蔡先生果断移居香港。1940年3月5日，蔡先生病逝于香港。
    整幢房屋占地2．22亩，建筑面积526平方米。1984年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兴国宾馆

    美商的中国营业公司是旧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除了投资兴建普通住宅外，还投资兴建了许多高级里弄住宅和花园别墅，今兴国路上的兴国宾馆内有别墅多幢，就是由该公司兴建的
    上海兴国宾馆，占地面积105,600平方米，绿化面各达90%以上，由20多幢风格各异的小洋楼组成，大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英国乡村式样的别墅、法式的、西班牙式的洋楼，分别为德士古洋行、太古洋行、海宁洋行或者一些资本家的办公和住宅楼。其中的一号楼，是当时著名英商太古洋行大班的住宅。

    4、修道院公寓

    位于复兴西路62号的修道院公寓建于上世纪30年代，由一幢二层和一幢三层建筑组成，两幢建筑以连廊相联。每幢每层均由两个居住单元组成，有三室、四室、五室等多种户型。建筑的外观和室内装修均为西班牙式风格，保存较好。原名修道院公寓，很多人误解为修道院，其实与修道院无关，仅取同名而已。该公寓原为英国人密绒线厂主的住宅，现为湖南街道办事处

    5、美国学校 儿童艺术剧院 华山路643号

    6、孙科住宅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办公楼 

    长宁区延安西路1262号 

    7、郭宅

    华山路（海格路）893号,建于1947年，1948年落成。原为永安集团旗下永安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郭棣活先生的宅邸。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1948年夏，郭宅竣工，举行了盛大的迎宾仪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纷纷前来志贺，盛赞住宅的豪华气派
 
三、衡山路沿线

    1、蒋介石故居  东平路9号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兴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世俗婚礼在大华饭店举行，婚后他们住在亚尔培路（陕西南路）向朋友借的房子里。一个国家元首没有自己独立的住宅，这是十分危险的，于是由国民政府出资购进了今东平路一带的全部洋房，其中宋子文终于在今东平路9路买下一座较大的花园洋房，作为宋美龄的陪嫁之物。这座英式花园别墅，现为音乐学院附中。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执政，经常来上海，这是蒋介石的行宫，提名为爱庐。

    2、席家花园 东平路1号

    清朝康熙年间苏州东山有一户姓席的人家，靠经营丝绸生意而成为当地最知名的富商。于是席家在太湖边上，依山傍水建起了一座占地千亩的豪华庄园，取名席家花园。这座庄园至今仍保留完好作为一处旅游景点供人游览。后来，席家的许多后代来到上海经商，他们大多数都从事金融业。其中有二人事业非常成功，成为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位叫席德茂，曾任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另一位叫席德懿，官任国民党中央银行行长。坐落在东平路一号德一座一九一三年建造德欧式花园别墅，就是席德懿德私人住宅。解放后，这栋房子被收归国有，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校长办公楼。一九九八年此房被出租并改建成酒家。

    3、汾阳路（毕勋路）79号

    建于1905年。原为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官邸，号称“沪上小白宫”。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曾在这儿办公，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任办公地。解放初，陈毅市长曾在此居住。1954年陈毅市长调往北京后，成为中苏友好机关的办公地点。1963年5月，在陈毅同志的关心下，上海民间最优秀的工艺美术家相继在此工作和传艺，同时在二楼大厅里建立了工艺美术品陈列室。

    4、汾阳路45号住宅

    汾阳路45号曾是丁贵堂的住宅。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外国人把持。直至最后一任才出现了中国的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丁贵堂故居，现为上海海关专科学校。

    5、汪精卫旧居

    建国西路（福履理路）570号,原为汪精卫旧居。

    6、太原别墅  马歇尔公馆

    太原路（台拉斯脱路）160号,原名太原别墅，建于1928年。因抗日战争结束后这里曾作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寓所，所以又以马歇尔公馆而闻名。

    7、汤恩伯住宅

    太原路（台拉斯脱路）200号,为相近风格一组建筑之一，一组共三栋，风格近似而造型不同，此为中间一栋。解放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汤恩伯的住宅。

    8、乌鲁木齐南路（迪化南路）151号,原为朱敏堂住宅。

    乌鲁木齐南路（迪化南路）151号,建于1924年，原为朱敏堂住宅。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

    9、东湖路（杜美路）70号

    原为“海上闻人”杜月笙的产业，亦称“杜公馆”，1934年开工建造。现为东湖宾馆。

    10、东平路（贾尔业爱路）11号

    与9号原蒋介石居所毗邻，建于1921年，二十年代曾为宋子文的私宅

    11、汾阳路（毕勋路）150号

    建于1930年左右。最初这座别墅为法国富商所有，四十年代为国民党高级将白崇禧宅邸。由于建筑的外墙与直上二楼阳台的大理石螺旋形楼梯都呈白色，所以又称“白宫”。新中国成立后，曾为沪上国画名家云集的中国画院，六十年代又成为培养越剧新秀的越剧院，现在是越友酒家。

    12、高安路（高恩路）18弄20号

    建于1939年。中国著名实业家荣德生旧宅，现为徐汇区少年宫。1946年4月25日，在高恩路弄堂口，发生了轰动上海的绑票案，荣德生被绑33天才破案。绑匪的赎票金额开价50万美元，而最终官方的破案费用却高达60多万美元。1949年，荣家之子荣毅仁又遭官绑，被勒索去金条一根，美金5000元。荣德生家屡次被榨去钱财，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之至，上海解放时，毅然选择留下参加建设新中国。

    13、陈毅市长故居

    余庆路（爱棠路）190号,该建筑分主楼和附楼，主楼三层，附楼原二层。主楼入口处通过柱子架空一角，形成入口门廊。建筑形体简洁，外立面无过多装饰，基本呈现现代建筑风格。柱身的几何装饰图案及室内楼梯铸铁几何花式栏杆则体现了装饰艺术派的影响。

    14、岳阳路（祁齐路）1号,美孚大班及沙逊故居。

    二层建筑,坡屋顶。南向有露台,中间呈半圆形突出。底层墙面隐约可见壁柱。主体部分墙面一层为红色清水砖墙,二层为黑色涂料拉毛,基座虎皮石砌筑。局部门窗洞圆拱券形,楣窗部位用红砖砌筑成席形图案,显示了北欧砖艺的风格
 
四、公寓里弄

    密丹公寓,武康路（福开森路）115号，建于1931年

    武康路（福开森路）393号,初建于1912年。黄兴曾居住于此，且逝世于此，故名黄公馆

    爱丽公寓,康平路（麦尼尼路）182号，建于1934年。以房屋设计师之女爱丽命名

    建国公寓, 建国西路（福履理路）394号。建于1935年。曾名德国太子公寓、道斐南公寓。

    武康大楼，淮海中路（霞飞路）1836-1858号，武康路（福开森路）口。建于1924年，原名诺曼底公寓。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八层公寓，楼高30米，建筑面积9275平方米，1953年以路名定名为武康大楼

    林肯公寓,淮海中路（霞飞路）1554号-1568号，解放后改名曙光公寓

    淮海大楼,淮海中路（霞飞路）1300～1326号，位于淮海中路与常熟路（善钟路）转角处。原名恩派亚公寓（Empire Mansions ）。建筑师为凯泰建筑师事务所黄元吉

    淮海公寓,淮海中路（霞飞路）1202号。建于1935年，原名盖司康公寓，又称万国储蓄会大楼

    衡山路（贝当路）534号。建于1934年，原名毕卡地公寓（Picardie Apartments），现为衡山宾馆

    开文公寓,衡山路（贝当路）525号，又名“凯文公寓”（Cavendish Court）。建于本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4年左右。设计者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设计机构公和洋行

    西湖公寓,衡山路（贝当路）303-307号、高安路（高恩路）48号。原名华盛顿公寓

    复兴公寓，复兴中路（辣斐德路）1331号，又名黑石公寓、花旗公寓

    复兴西路（白赛仲路）44弄1—7号,建于1936—1948年，原称“玫瑰别墅”、“七间房”，由7座风格类似的小住宅组成，有一处曾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私人房产，其外室兰妮曾经居住

    建国西路（福履理路）365弄5号,建于三十年代初，为已故香港船王董浩云当年在上海的一处私宅  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即于1935年9月出生于此，并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1949年才随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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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等人在杜公馆召开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还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他同时要求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中国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

　　抗战胜利后，因为国民党的打击，杜月笙的一批物资被海关查扣，无奈之际，请中国共产党帮忙。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作了疏通，使他得到了这批物资。这一事件使杜月笙既看到共产党的能量，又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与讲信誉，以后又为中国共产党做了些有利的事情，1947年应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收金山为徒便是一例。金山，湖南沅陵县人，早年到上海求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从事戏剧电影创作，曾主演《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影片。抗战爆发后，他率领救亡队深入内地演出。抗战胜利后，为了联系工

商、金融、政界要人，奉党的命令，金山只身到沪与杜月笙取得联系，并得到杜月笙的帮助，还被收为杜的“关山门徒弟”。在帮会与黑社会中，“开山门徒弟”与“关山门徒弟”的地位最为特别，通常被视为老头子最得意的门生。杜月笙当时对从东北来的金山的身份与使命决不会一无所知，但与金山结为师徒，无疑是以此向中共投桃报李。

　　时至1947年，杜月笙因屡遭国民党打击而去香港躲避一时，即与潘汉年秘密会谈，保证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时，黑社会不予捣乱，也请共产党给予宽大处理。当人民解放军兵临江南时，杜月笙曾经与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沙千里、史良、张澜等人频繁接触，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杜月笙曾考虑过留在上海，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他难以完全相信共产党能不究前嫌。同时，他又受到军统特务的要挟，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决定脱离政治漩涡，既不留在上海，也不投奔台湾，而选择留在香港。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开上海，在香港终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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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杜月笙最后六年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6年11月20日 13:30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得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180票中出现了40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预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趣，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辞职”好戏草草收场，180位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几番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是去是留大陆解放前夕的抉择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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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 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金，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由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发展，已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他的迷信也加速了病情的恶化程度。他年轻当小伙计时，一名和尚为其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在当时上海头面人物黄金荣之上，后来他果然成为“上海皇帝”，因此他对相面算命之类深信不疑；而且他知道如果测算结果不祥，术士们现在不会当面对他说，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全部崩溃，这催命符般的一纸命书被他贴肉而藏，去世后才被家人发现。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千，出嫁的拿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死后一年，即1952年，以陈毅、潘汉年为首的共产党人，依靠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民众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杜月笙和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从此走进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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