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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国下岗女工的意外死亡轰动了整个法国，并导致数月之久的新闻热潮。但是，悲剧并非仅仅发生在巴黎　　
　　非法移民刘春兰之死　　

　□本报特约撰稿　司徒北辰　钱亦楠　发自法国巴黎
　□本报记者　孟登科　发自辽宁抚顺
　□专题摄影　司徒北辰　　
　　

　　美丽城位于巴黎市区东北部，属于10、11、19和20区的交会地，各国移民和多元文化在其间混杂交错。以美丽城地铁站为中心，方圆几百米内遍布着花花绿绿的中文牌匾。据非正式统计，这里生活着4万多名华人。两个多月前，来自中国抚顺的51岁的非法移民刘春兰，为了躲避警察，在地铁站沿拉维烈特大道向北5分钟路程内的一栋五层临街住宅的窗下意外身亡。

　　在法国，这一事件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之一，刘春兰的悲剧被法国人普遍地与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残酷”的新移民政策联系在一起。萨科奇总统要求法国警方每年遣送25000名非法移民。

　　不过，悲剧并非只发生在巴黎。11月17日，刘春兰的骨灰被装在一个蓝色袋子蒙着的罐子里启程回国。两天后，在抚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中，骨灰回到家乡，并最终入葬城郊的金山息园公墓。此时的抚顺，对于刘春兰所熟悉的下岗工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困境中的城市。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资助刘春兰的家人前往巴黎料理后事，他们在一份公报中解释：“刘春兰离乡背井的梦想和理由是为她25岁的独生子张宇虓提供更好的生活，首先想给他提供一间公寓以便让他能够结婚。”　　 　

　　“饥荒全部还上了”　　

　　事情发生在9月20日下午3点多，当时房客李萍刚刚回到41号单元。这里有门禁但没有密码，推门可入，72家房客中至少有11家住的都是中国人。不长的过道昏暗狭小，边上摆着几个垃圾桶。绕着蜿蜒的楼梯爬上二楼，正对面有一扇深红色的房门，透过昏黄的灯光，依稀可见门上油漆掉落后的斑驳痕迹。

　　在门后，“房东”聂文奎正在给自己剪头发。聂文奎跟刘春兰是老乡，都是辽宁省抚顺市人。在这里，“房东”的意思是最先租下这处公寓的人，然后他又把房子按铺转租给后来人。

　　李萍是昨天晚上才搬到这间屋子搭铺的，正在因为她的一个没有证件的朋友被警察带走而忧心忡忡。“你吃点东西吧，别上火。”同屋的刘春兰劝慰李萍，给她端来自己炒的豆角和米饭。

　　这一天是李萍第一次跟刘春兰聊天。两人于是拉拉家常。今年五十多岁的李萍从沈阳过来，在巴黎“看病居留”，已经待了一年多。

　　有人在敲门。聂文奎过去开门。李萍听见来人在门口用法语隐约说道：“警察……护照……警察局……朋友……明天……”她面朝门口坐在桌子旁，看见聂文奎与两个法国便衣警察在聊什么。

　　刘春兰基本不懂法语，但听出了是“玻利丝”(法语“警察”的谐音)，滋溜一下钻进了厨房。

　　事后，她的三姐刘冬兰回忆起刘春兰打电话时说过，她怕警察：“她跟我说，在这里挺害怕警察的，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就要被送回国了。我当时就说，你要是被送回来就回来呗，在外面也不容易，咱就当旅游一次回来好了。她说，她出国欠了7万多块钱，回来的话找什么工作来还清啊？身体再不好，也得做下来。”在电话中，刘春兰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起她看到的非法移民被抓的情景。事发当时，李萍亦起身去上厕所。过了一会儿，听到了警察下楼时“咚咚”的声音，聂文奎说警察走了。李萍就朝厨房喊了一声，“警察走了，你出来吧。”可是没人答应。李萍走进厨房，不料厨房没人，窗户是开着的。李萍探头出去，看到许多人围在下面，她一露头，下面的人就都往上看。她赶紧朝聂文奎喊：“坏了，出大事了！她跳下去了！”聂文奎说：“事情大了！”
  
　　片刻之前，楼下家居用品店里的突尼斯大妈正站在店门口，看见刘春兰从二楼的窗户里先把拖鞋扔到楼下，然后赤脚踏到窗外。“当时她走在我店铺的雨搭上。晃了几下，就一脚滑了下去，头部朝下重重地摔到地面。我冲上去抱着她喊：'太太，你没事吧？'她努力挣扎着半睁了一下眼睛，应了一声便不省人事了。”两名法国便衣警察正好走到楼下，看到躺在地上的刘春兰吓了一跳，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刘春兰已经伤重昏迷，被紧急送到了乔治·蓬皮杜医院。事实上，刘春兰根本不需要逃跑，两位法国警察的任务并非逮捕任何非法移民。

　　他们事后解释，当日前去该住处的目的是给“房东”聂文奎送一张法院传票。在塞纳·马恩省莫城，有人控告了聂文奎。原告也是一名中国非法移民，被抓到拘留中心后，警方到他所居住的搭铺取他的皮箱，而后这名非法移民报告说，皮箱内的重要物品不翼而飞，怀疑是被一起搭铺的聂文奎偷盗。

　　仅仅在一周之前，远在抚顺的张宇虓还接到了来自母亲刘春兰的充满兴奋和喜悦之情的电话：“出国的饥荒(债务)已经全部还上了，从今天起，就可以挣钱给你买房子了。”另外她还说，“我已经攒了一些钱，改天给你寄回去。”然而，一个星期后的9月26日，噩耗就从法国大使馆传来。

　　作为昔日的产业工人和“技术革新能手”，如今的下岗女工和非法移民，刘春兰死于在巴黎入院的第二天夜里。　　

　　赖活着，还是赌一把？　　

　　出国的念头在刘春兰头脑里酝酿了多久，她的家人并不清楚。她几乎没跟人商量，就独自凑齐了出国费用并办理好了所有的出国手续。7万块钱的出国费用对这个一贫如洗的三口之家是一笔天文数字，刘春兰动员身边的亲戚和朋友，花了半年时间筹上这笔钱。2004年10月，刘春兰怀揣着一本旅游护照，也带着7万元钱的债务，只身一人远走法国巴黎。那天她走得有点儿悲凉，没有一个亲人替她送行。儿子要送，被她劝阻了，而她与丈夫的感情近年来又一直不睦。

　　在张宇虓看来，父母之间是“正常感情”。刘冬兰则说，妹妹和妹夫感情“一般”，要不是有儿子，估计早离了。

　　初到法国，刘春兰在美丽城街区警察局下属的救济所过夜。后经中介介绍，刘春兰在巴黎北郊塞纳圣丹尼省的维勒班特市找到了一处住处。旅游签证快到期的时候，刘春兰向行政当局递交了避难申请。这个决定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她的目的非常明确：为儿子挣钱。

　　张宇虓自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直到25岁还没谈过对象。刘春兰赚钱给儿子买房的目的是让他娶媳妇。

　　2003年，刘春兰的丈夫张百良下岗了，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张百良是抚顺市木器厂一名普通职工，这家木器厂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前身是一家棺材铺。张百良的父亲、张百良和他的弟弟都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服务于此。张百良也曾有过骄傲：他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

　　在木器厂工作了30年的张百良，第一次独自面对社会。对他来说，失业后的再就业培训、政府的生活补贴，从来都仅仅是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里。

　　同样的厄运，此前8年就曾在这个普通的家庭出现过一次。1995年，刘春兰从抚顺市服装二厂下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场经济残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装和纺织业则是这个城市里最早经受市场经济考验的行业。刘春兰好强、有主见，也曾有过自己的荣誉：连续几年被评为这家企业的“技术革新能手”。
  
　　自谋出路的刘春兰第一次体会到社会竞争的残酷。四十多岁几乎是一个毫无竞争力的年纪，她替缝纫店做过针线活，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下降，只能干类似护理老人、饭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减，最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块。

　　张百良的失业让这个家庭彻底没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厂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体力活，下岗后只能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一天干10个小时，碰上好运气能挣十几块钱。

　　贫困的接力棒开始向下一代传替。由于家庭贫困，自从17岁初中毕业，张宇虓就进入了社会。8年间，他做过服务员、网管、宠物店职员，工资最高时也不过每月600元。刘春兰认为张宇虓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赖活着还是赌一把？三姐刘冬兰说，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是个闺女，她也会出国，在抚顺根本看不到解决生活困难的希望。

　　尽管刘春兰干的是巴黎最底层的工作，收入却是她的姐姐不敢想象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刘春兰还清了全部的7万多债务，每年两三万人民币的结余，让远在抚顺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许多初到法国的非法移民都会申请难民资格，初次申请往往容易获得三四个月甚至一年的认可，每个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欧元资助，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但到了2005年1月份，刘春兰的难民资格申请被拒绝，从此变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从穷抚顺到穷巴黎　　

　　李艳跟刘春兰住上下铺，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机会其实很少，况且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哪里还能来得及想别人。听说刘春兰后来找了个阿拉伯男朋友，本来还想着结婚，但后来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嫁人通常是女性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径。今年的8月，刘春兰委托三姐，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

　　三年中，她以最贫穷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贫穷的城区。美丽城有一个名为“巴黎超级市场”的超市，经常在晚上六点扔掉过期食品，许多人等候已久，这时就上前捡些东西回家。刘春兰在电话里告诉过家人，自己也会在这里买面包吃，“有时候在超市门口捡到的东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里，房客总共8个人。室内摆着3张上下铺，其中有两张男女合住的双人铺。最里面的一张横挡着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线只能从床铺空隙中依稀透射进来。每个床铺上都有用布头蒙起来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张小桌靠在左边的墙面，形成和对面床铺间的一条狭窄的过道，走过时必须侧着身子。

　　穿衣镜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没有窗户，墙壁都因湿气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为老化而漏水。

　　在抚顺，她的家人的处境与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摆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样：结婚时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张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响的冰箱和老式的电视机，是下岗前张百良在旧货市场上分别以100元的价格买的。这个家在7楼，天黑以后他们摸黑上楼梯，只是为了省下一个月两块钱的电费。

　　在巴黎，41号单元楼边的墙壁上贴满用中文写的各种招工启事，有招餐馆女招待的，有招清洁工的，也有寻人教中文的。在这一点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标准上，抚顺还比不过美丽城：张百良和张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启事。

　　巴黎的小房间里，除了床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抚顺房间的衣柜顶上则有一把吉他，是刘春兰年轻时的最爱。“穷巴黎”与“穷抚顺”之间是有管道相连的。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抚顺经历着长久的转型阵痛，由于生活困顿与机会的匮乏，这里有着成千上万的出国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刘春兰性格活泼开朗，会弹会唱。以前在工厂上班时，每逢礼拜天家庭聚会、朋友串门，她就会拨弄拨弄吉他，下岗后，这把吉他在衣柜顶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积了厚厚的一层尘土，琴弦也断了，从那时候起，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过歌声。

　　回忆起和妹妹当年在乡下的田埂上抱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情景，刘冬兰流露出少有的兴奋。

　　刘冬兰的丈夫陈玉林2000年下岗后在劳务市场打散工。家里揭不开锅，刘冬兰给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来要挣回大米钱。蹲在劳务市场直到晚上七八点，陈玉林也没有活干。“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要。”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人。刘冬兰给丈夫记过账，陈玉林下岗后最多的一年挣了4000块钱。

　　回忆起下岗后的生活，刘冬兰忍不住辛酸的眼泪，觉得“活着就是个负担”。买三毛钱的菠菜，早上起来给丈夫熬一顿，晚上回来熬一顿，刘冬兰自己空一天的肚子。为了节省开支，她将一日三餐改为早晚两餐，10年来，这个生活习惯一直保留。

　　“终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刘冬兰才领到了每月680块的退休金，家里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最害怕过年过节、人情事务，拿100块钱都困难。”刘冬兰说。

　　“好消息”接踵而至：从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陈玉林可以领到每个月400元的生活补贴，条件是他一个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这得归功于丈夫原单位抚顺石油三厂的同事，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些没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岗职工们频频去北京上访，事情终于在两个月前有了转机。

　　刘春兰自己的家庭同样贫苦若此，急需她的“输血”。有人事后为她算过一笔账，节省一点过日子的话，每个月120欧元搭铺费和80欧元钱伙食费基本就够花了，而做保姆每个月能挣六七百欧元。作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银行开户，领到工资后马上就通过西联汇款寄回国内。

　　巴黎华人社团汇集协会副会长董力文解释说，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国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这里，刘春兰的生活与其他来自中国东北的非法移民别无二致。她捡垃圾，到跳蚤市场去卖。

　　在巴黎领取遗物时，刘冬兰在妹妹的包里翻出来一大堆捡来的衬衣衬裤。她把它们全部扔掉了。　　
  
　　借了7万元，还了7万元　　

　　在法国《解放报》记者和汇集协会的帮助下，张宇虓和三姨刘冬兰、舅妈陈建云于10月31日去到法国，处理亲人的后事。当张宇虓费尽周折来到母亲生前住过的小屋时，他哭了。

　　3年前，刘春兰穿着从二姐那儿借来的鞋子踏上了去巴黎的旅程。3年后，刘春兰“穿”着三姐带去法国的鞋子回到家乡。她的家人说，在这3年里，刘春兰没有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

　　刘冬兰回忆说，“我只知道她刚出来那会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替别人看孩子。做了一年多，检查出来身上有糖尿病，后来边打工，边看病，今年年初时又打电话说，她挺长时间没有找工作了，身体没力气。”李艳说，在刘春兰出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风声特别紧，刘春兰除了下楼看看招工告示外，都不太敢出门。刘春兰的家人还说，刘春兰甚至在2006年一度动过回国的念头。

　　刘春兰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因为害怕被遣返而时时生活在恐惧当中。最终，她留下的只是困窘艰难的身后事。
  
　　张百良说：“再怎么艰难，生活也得继续，不是吗？”刘春兰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悲伤，只能被深深埋在了心底，张百良甚至没有精力咀嚼痛苦，就得每天忙着奔波于工作和家的路上。

　　几个月前，张百良托人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每月600块的收入足以令他满足。为了省下40块钱的月票钱，每天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来回两个小时。抽烟的费用一个月3块钱就够了：烟丝两块，卷烟纸一块。猪肉涨价后，就没吃过。

　　刘冬兰没敢把妹妹的死讯告诉年近八旬的母亲，她担心母亲接受不了这个打击有个三长两短。

　　这一决定中包括了非常现实的经济考虑。“母亲不能出事，弟弟一家三口全指着她的退休金。”

　　在这里，“啃老”是普遍现象——老人至少还有稳定的退休金，而下岗失业的中年人却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在这样的家庭里，老人的去世往往意味着稳定收入的断绝。

　　在巴黎，董力文寻访刘春兰在这里的生前故交，在事发地点贴上海报寻人，但一个多月以来毫无收获。事发当天的目击者聂文奎和李萍都已经搬走，其他的非法移民们更是跑得无影无踪，以前的合住者中只有李艳、李晶姐妹还留下来。行踪不定再加上东北移民群体之间的疏于交流，使得刘春兰在法国的三年生活变成了一片空白。
  
　　即便是家人，对刘春兰巴黎生活的了解也只有概况：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在巴黎，张宇虓回忆起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我已经攒了一些钱”。但是，他没有在她的遗物中找到这笔钱。她很可能又一次被偷了：最后一次剥夺。身无分文的刘春兰最终还是为儿子留下了一笔钱，不是靠她的贡献和服务，而是靠她的死亡在法国的影响力。这笔善款来自汇集协会、普通法国人、传媒机构和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与闻此事者，包括非洲的一位参赞。

　　刘春兰留下来的箱子里没有一分钱，只有一块手表、一部手机、毛衣、外套、牛仔裤和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