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hen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
　　

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
　　

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影人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安东尼奥尼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影人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
　　

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yanshen

中国，1972 1972年拍摄一部题为《中国》的纪录片注定是尴尬的。不知日后遭遇一个国家对一个导演之战的安东尼奥尼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 1972年的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70年11月6日中意建交，次年5月意大利人提出要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些马可波罗的同胞们显然对当时的中国充满了好奇。此时已尝过“乒乓外交”滋味的中国人欣然接受。亦是在这一年安东尼奥尼的同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荷兰人伊文思应中国政府邀请拍摄题为《愚公移山》的纪录片。当时的人回忆道“拍《愚公移山》是周总理的建议，因为“文革”时中国在外国的声誉降至最低点，考虑请伊文思来是因为他长期与中国朋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国际主义战士的“左翼”身份，希望他拍出一部为中国“正视听”的纪录片让西方人看到中国的情况。” 而批准意共左翼分子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的也正是周恩来。其中的政治意味不言而喻。 而此时的安东尼奥尼或许压根就没想过所谓的政治。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里是这么说的“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我的意图是让意大利观众看一看带有各种缺陷的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1973年5月9日路透社报道）这些“政治极不正确”的想法使得他成就了《中国》这样一部纪录片，亦使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 尽管有关方面想方设法让电影拍成展示新中国新风貌的宣传片，但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却说“我选择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风景。”正如片中的解说“中国人就是这部电影的明星，我们不企图解释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关注1972年活生生的中国人始终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也正因为如此三十多年以后的我们也才得以看到一个并不完全样板的1972年的中国。虽然不免浮光掠影但仍不失真实。当然真实从来都是有局限的。 安东尼奥尼是在1972年5月13日到来的，此时距尼克松访华不到三个月。一到中国安东尼奥尼就发现他之前想的实在太天真了。他在片中说道“从欧洲到来时我们期待着爬山和跨越沙漠，但很大一部分中国可望不可及非请莫入的。”诸多他感兴趣的地方“不是关着就是不让进”。非但如此，他从意大利带来长达半年的拍摄计划，与中国官员关在房间里讨论了三天后，半年妥协成了22天。这22天里用他电影里的原话是跟随笑眯眯的导游严格规定的路线进行拍摄的。 当然这个有着“恶毒用心”（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用语）的意大利人不会这样乖乖就犯，他颇用了些“卑劣的手法”（出处同上）。他将摄影机掩盖冷不防地抢拍；禁止拍摄的地方，就假装停拍，暗中继续拍摄；而双方商定拍摄的地方，就用未装胶片的摄影机空拍。出林县后索性反抗到底，不让拍的也拍，不让进的也进了… ………… 而这个“用心恶毒”的人亦是天真，他将他的这些不合作，阴奉阳违，反抗到底的伎俩在电影中一一展示。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反华”铁板钉钉的“罪证”。 　　　　 二 　　 可事实上这个意大利人并无恶意。对这个谜一样的国度有的亦只是天真和好奇。“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他想得很浪漫甚至可笑。 安东尼奥尼的拍摄从中国的心脏北京开始。这个“在政治社会结构和历史上都以全新面貌展现自己的国家”她的首都她的人民在这个意大利人口中不乏溢美之词。他说中国人都很勤劳，虽然贫穷但不匮乏，工厂象自给自足的村庄，四合院里有自留地，生活上的平等使他感到惊讶，哪怕文革搞乱了生产，但现在又开始讲究不失人性的效率；他亦欣羡北京人闲适的风度，礼貌谦虚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还有城墙根优美得象是舞蹈的晨练，神奇的针灸麻醉，匪夷所思的天坛建筑；甚至对当时的政治气氛亦无很大的恶感，在天安门广场，他说广场是政治中心如潮似水的红卫兵从这里向文化大革命迈步，即便如此广场在他眼里仍有“林荫大道和风在这里相会”的诗意，在国棉三厂的幼儿园里他说孩子的天真活泼使他忘了他们口中唱的都是政治歌曲…… 在这个最纯洁的北京，他从天安门出发，走访了妇产科医院幼儿园，小学，工厂，农贸市场，工人家里；当然少不了长城，十三陵，故宫天坛，琉璃厂，王府井丰盛街；还有一个据说是拥有“一所医院6个诊所36个保健站8000个学生5所中学19所小学的东阿公社”。这样的农业天堂再天真的外国人也要不信了。 还有政治亦让人窒息。到处是歌颂主席歌颂党的革命歌曲，样板戏，甚至在东阿公社养猪场里肥猪们吃饭休息时听的都是《龙江颂》，江水英正唱道“抬起头，挺胸膛”。（这一段后来的批判文章说是他故意歪曲的）安东尼奥尼本是要在平常的日子里来拍摄平常的中国人，但他此时拍摄的所谓平常人都不平常。 他显然是憋坏了。故宫之后屏幕上开始出现断壁残垣，北京人的脸亦多麻木惊惧，北京城郊凌乱不堪，还有小脚老太。很多年后当时的北京人都还记得这个满大街追拍小脚女人的外国人。安东尼奥尼显然是受到了强烈抗议，北京之后屏幕上再也没出现过小脚。 北京之行是以长安剧院的木偶戏收场。这个结尾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无寓意，对此时的安东尼奥尼来说亦或是自嘲。北京的行程已结束，下一站是河南林县，他的木偶戏还要接着演。 三 林县，“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座大山”（片中用语），是彼时中国的样板农村，河南最早的人民公社，最能反映中国人愚公移山精神的红旗渠亦诞生于此。 可这样的样板我看得是最没劲，不知林县父老为了鬼子进村排演过多少次。幸亏还有孩子。镜头里林县孩子书念得就如现在孩子早读课见着老师时的那份假，而有的索性不念亦不怕生瞅着他们看。就是拍摄这样安排出来的样板新农村后来的批判文章还是痛斥道“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中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之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无人知晓安东尼奥尼在林县的心境，但有一点可以从片中看出后来在林县他开始不大理睬中方的禁令。他拍了葬礼，尽管不许他拍。出林县后安东尼奥尼胆子益发大了。途径一个未经修饰的农贸市场，安东尼奥尼硬是要拍。陪同人员克制地说“您真要拍也可以，但是会让我们不高兴。” 那就不高兴去吧。当然日后对安东尼奥尼来说不仅仅是不高兴，而对当时不高兴的陪同人员可能更是灭顶之灾。但因了这样的不管不顾，才有了1972年真实的《中国》，与前面种种均成对比。 “不高兴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安东尼奥尼贸然闯入一个小村庄，对着紧张好奇的村民忧心忡忡的村长破败的房子有趣的标语宣传画一阵猛拍。明知善良的村民在他镜头煎熬，村长无法只得让衣着褴褛的村民回家躲起来，这个不知趣的外国人硬是要把他看到的全都拍下来。在这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村民眼里的怪物，这或许给他欧洲人的自豪感泼了一盆冷水，但对他本人对这部电影，这个村庄收获实在太大了。 就这样由北往南，村庄不同贫穷辛劳并无两样。拍完苏州边上的公社后他走进了苏州，这本不是计划中的行程。但数百年前他同乡的描述实在太吸引人了。1972年的苏州仍然美丽，黑瓦白墙小桥流水在镜头前亦是忧伤。他说“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但昔日的富庶繁华连影子也寻不到。古老的游记与此刻的反差让他感到困惑，其实这样的困惑早在北京就开始了。他看到的寺庙“失去宗教功能沦为厂房”， 觉因寺亦成了历史博物馆，他在问“宗教情感是否已消失？” 但短暂的行程容不得他多想多问，他匆匆赶往下一站南京。南京的安排与北京相似，但此时一切在他眼里都不同了。在北京他惊叹神奇的针灸甚至说“那些赤脚医生都会针灸，他们是农业中国的医学脊梁。”而在南京同样是针灸他已明白这只是医学条件贫乏下的基本选择。他也去了南京的幼儿园，此时关于中国的孩子他说道“他们安静听话一点都不任性。”可这还是孩子吗？在南京他亦纪录下孩子们大量的歌舞表演，但此时看来形同木偶。 如果安东尼奥尼能在中国多呆些时日，《中国》肯定比现在看到的深刻得多。但他的中国之行已接近尾声，他到了终点站上海。他说上海是变化最大的城市，只用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完全改变了它的模样。1972年中国的色彩是单调的，但电影里色彩最单调的恐怕还是上海，熙熙攘攘的人流，单调沉闷的不光是衣饰。 或许此时有关方面已经有所警觉，安东尼奥尼在上海只拍摄了一大旧址，豫园，还有一个茶馆。在上海在茶馆里他感受到以往的记忆和现在的忠诚的奇怪混合。此时他根本不可能象在北京时那样到居民家中拍摄。在市区只能拍些街景，拍些工厂商店的远景如光明日用品调剂商店；此外他只能不厌其烦地拍些码头，河道，尽管如此他还是拍了所军舰，还说并不觉得侵犯军事机密。 …… 22天的时间实在太短了。22天来拍摄中国怎么能够？安东尼奥尼亦是无奈，片尾他说“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但只能是这样了。后来他亦说《中国》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电影笔记。 最后安东尼奥尼以一场近20分钟的杂技表演结束了他整个中国之旅。也许彼时的中国在他眼里亦如一场杂技，一个巨大的谜，惊险刺激但并无美感亦让他困惑。就这样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中国》，大幕徐徐拉上了。与此同时另一场戏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四　　 电影完成后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首先借来观看，认为片子拍摄了一些中国的阴暗面，不能演。但事情并不是“不能演”这么简单，彼时的文化亦是政治。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旗手叫嚣道“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的，简直是汉奸！”矛头直指周恩来。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中国》，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广播公司却出资二十五万美元购进《中国》并在电视上播映。这一年《中国》被评为该年在美国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据说尼克松看了两遍。“美帝”的热衷无疑刺激了中国人敏感的政治神经。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拉开了批判《中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序幕，认为 “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火力集中来势汹汹，仅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书中辑录文章43篇，作者来自全国，其中很多都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地方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战火亦蔓延到了意大利。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要在凤凰剧院上映《中国》，这引来了诸多的抗议还有来自政府的压力。主办方以维护信息和艺术表达权利的名义顶住了压力，电影还是上映了。人们事后回忆道“正要进影院，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了，他们高呼：“你背叛了中国！《中国》是个丑闻！” 安东尼奥尼愤怒地想要与他们争论被朋友拉了开。” 面对一个国家发动的战争，这位电影大师愤怒委屈却无能为力。他说“就我所知，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还想说明他们在指控时所用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我……他们使用的方法那么小人，他们对我进行人身侮辱的方法，称我为‘小丑’，就是这个词。这些人不可能到处跑来跑去地侮辱我，所以我找不到人来为我辩护。” 安东尼奥尼不能辩亦无法辩。1972年的中国没有说的自由想的自由，亦无看的自由拍的自由。耐人寻味的是72年与安东尼奥尼同在中国拍片的伊文思在中国待了整整五年拍出为时12个小时的《愚公移山》。尽管拥有官方批示及各个部门的有效协助，伊文思亦不能去他想去的地方，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中国，《愚公移山》亦鲜有中国人看过。 …… …… 多年后安东尼奥尼又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人们重新认识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电影大师，而他与中国过去的种种《中国》这部电影仍然是个遥远的传说。直到2004年，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在北京电影学院作了《中国》的首场公演，32年后的电影学院礼堂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亦是在这一年的9月11日林县出生的中国记者侯宇靖采访了安东尼奥尼。这是32年后来自中国的第一次采访。侯宇靖事后写了《32年后安东尼奥尼哭了》的文章。文章写道： 　　 我问他“您想回中国吗？” 　　 “ANDIAMO，SUBITO！（我们一起走，赶快！）”

yanshen

有人知道这部片哪里有下吗？

bluesky

不知道

这个大傻b还活着吗？

妈了个b政府应该将这种人定点清除掉留着干骂

diopiyo

好多字

看着好累

yung

this guy must love Chinese people too much...

people like each other because of virtues; people love each other because of flaws...

我爱铁拳

人民日报的?